语文选修18、红高梁教案设计

这是一份语文选修18、红高梁教案设计，共4页。

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这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地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作品中，被赋予了人性的生机勃勃的红高梁与余占鳌那充满野性的无所畏惧的个性相互交映，使“我爷爷”活脱脱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物。他是形象化的原始活力，他是强有力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同时又是最“王八蛋”的。他不手软，不胆怯，哪怕杀人如麻，粉身碎骨，也要追求那种生命的自由和人性的满足。
抗击日寇的伏击战和“爷爷”“奶奶”的浪漫爱情灌输了这种意图，并且通过寄寓着剽悍生命力的高梁酒，摇旗呐喊促成野性勃发的红高梁极力渲染了出来。无论是野合的浪漫情欲，还是打伏战的生命挣扎，都充分体现了人性的粗犷美，给人以深沉的刚毅，加之极力的气氛渲染，我们被拉进了一个心荡神摇的神奇世界，使我们相信故事中各种事件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使我们梦呓般的理智满足于整个故事的自然性，而不是做作。
于是我们由衷地赞叹余占鳌，也许会把它归结为人性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命意识，甚而至于忽略了“最王八蛋”而只成了《最英雄好汉》。当我们从对原始生命力——人性的崇拜降下温来以后会发现，这样的结论对作品中所含的情感素质无法剖析，至少有很大的偏颇。在余占鳌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同时，那种潜在的充满极强破坏欲的自私的非人性无时不在，从作者的笔端，悄悄地违背作者意图地流露出来。
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假如这些故事不是由一个故事中人物的假定后代来叙述，假如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那个我们陌生的混乱年代，假如讲这个故事的人不是怀着对祖先的敬仰和对种的退化的担忧，再假设这故事通过平心静气地讲出来，而不是带着如此强烈的主观自我意识，假设没有强化红高梁所造成的原始环境氛围，它是否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或者说令人信服，主人公那蜕变了的自然活力是否还能得到我们的认可或者说作品中那种赤裸裸的所谓的人性是否还值得赞赏。而作者将这个故事移入既往岁月，移入一个渴望强悍力度的现代人的记忆中，有增有减，有虚有实，对那种本来就非常隐晦的非人性作了最大的防护。
作为爱情，爷爷和奶奶的，似乎总令人有些费解。奶奶委身于爷爷，极其简单与草率，或者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从自然本性而论，只能是情欲，爷爷的粗暴更近似于色情，此外他们的爱情毫无基础，只是情欲的吸引。
“一切富于人性的男女，没有兽性，不处于人类的最低级阶段，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结合。显然爷爷奶奶的结合无法用人性做出圆满的解释。尽管奶奶也有反抗不合理婚姻的动机，但这种做法也是幼稚的，自我毁灭性的，而爷爷只是一种积蓄了的原始活力的排遣。
由此，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其实杀的是谁并不重要，即使是平民百姓他也会杀的。他疯狂的追求无法控制，这一举动是他脱离人性的兽性的体现。他的动机只是为了得到他所喜爱的女人，所以他所作的充其量不过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姿意放纵的东西。有的人对人性存在着曲解，更有悖于人性美。
人性不能等同于原始的冲动和未净化的情欲。至于他当众往酒娄里面撒尿，公然抱起奶奶进屋，不顾奶奶的人格，将高梁地里面的细节津津道来，更体现了他的无节制的情欲所冲胀了的丑陋世界。
人是应该有节制的，而爷爷却不，他的许许多多事，都体现了他兽性的狂暴。在《红高梁家族》以后的章节里，爷爷身上的非人性化更得到了明显的揭示，奶奶差点死于他的手，他与二奶奶三天三夜的欢爱，只是欢爱……他可以野合，却容不得奶奶和别人一丁点的不规矩。
在《红高梁》里，爷爷的非人性远不止体现在这几方面。在非人性超越了人性的前提下，伏击战树起了爷爷正义的形象，使一个土匪、无赖似的人物，具有了传奇英雄的色彩。如果公仅以粗犷之美一盖而过爷爷的形象，未免太牵强。人性非人性都不可忽略。在极端描写渲染的同时，另一极端也会令人心烦地显露出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缺点就否认其功绩，但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过一段抗日的经历就盲而乐之地称其为英雄。这样恐怕不利于正确的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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