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选修晋灵公不君教案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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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所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同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但《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的明确纪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并在全书最后附上了一段鲁悼公四年（前453）三家分晋的史实。《左传》最初是单行的，至西晋杜预，始将《左传》与《春秋》逐年合并（即“经传合一”），从此相沿不易。
《左传》全文共196000多字，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号称“大经”。《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与后二者重在阐发义理不同，《左传》更重视对《春秋》史实的补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但后世也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古书的成书过程非常复杂，往往经过多代多人始能写定，所以确定作者十分不易。学术界现在一般认为，《左传》是由某位史学家（在没有足够反证的情况下，姑且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撰写，又经后世不断增益而成，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是解释春秋的一部史书。另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单独的著述，与《春秋》有关，但并不是专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其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左传》与《春秋》记载时间下限不同；二是《左传》中的有些内容在《春秋》中并无记载，而《春秋》中的有些记载在《左传》中又没有解释；三是《左传》使用夏历，对于晋国的历史记载得比较详细，而《春秋》使用周历，重在记载鲁国的历史。
《左传》是我国历史著作的典范，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史记》问世以前我国最重要的史书。《左传》的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天文、地理、氏族、制度、人物、军事、外交、经济、礼俗以及鬼神、灾祥、卜筮之事，无不记载，史料价值非常高。当代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曾说过，《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准。
《左传》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代表作。《左传》善于用简练精当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和记述事件，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细节描写尤为出色；长于描写战争，且极富变化；善于记言，无论是大臣的谏说还是行人辞令（外交辞令）都描摹精当，非常符合人物身份。《左传》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戏曲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东汉以后，为《左传》作注的人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注疏》（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疏）。今人杨伯峻著有《春秋左传注》，释文深入浅出，便于初学。
内容理解
《晋灵公不君》选自《左传·宣公二年》。文章写晋灵公搜刮民财，残酷暴虐，最终被臣下杀死，赞扬了赵盾的敢于直谏、忠于国事和董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宣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名夷皋，是晋襄公之子，文公之孙。公元前620年至前607年在位。《晋灵公不君》的故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在《左传》中，作者补充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同时也对晋灵公、赵盾和董狐等历史人物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包括三位只出场一次的武士：麑、提弥明和灵辄，也都写得光彩照人。
《晋灵公不君》全文只有几百字，给人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作者首先从晋灵公的劣迹写起，表明晋灵公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君”，即不行君道，不像个国君。作者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厚敛以雕墙”。就是说，晋灵公向人民征收了很重的赋税，其目的只是为了装饰宫墙，满足个人的奢侈欲望。这是表现他的贪婪。第二件事，“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就是说，晋灵公从高台上打弹弓，看人们如何躲避弹丸，以此取乐。这是表现他的荒唐。第三件事写得最详细：“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就是说，厨师蒸熊掌没蒸熟，晋灵公就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把他放在畚箕里，让一个女人拿着走过朝堂。这是表现他的残暴。通过这三件事，晋灵公的形象就非常鲜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贪婪、荒唐、残暴，完全不符合为君之道。晋灵公残暴贪婪荒唐的行为肯定还有很多，《左传》的作者却只挑选了三件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让读者充分感到，晋灵公实在是不配当君主，他的被杀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左传》的作者在材料取舍详略方面是很有水平的。
第二段，作者写了大臣们对晋灵公的劝谏。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繁简对比的手法。用繁笔写的是士季。士季如何去见灵公，灵公如何假装没看见，士季向前走了三次，最后来到滴水檐下了，灵公才不得不抬眼看士季。这里，作者写得很详细，也很有趣，使我们对晋灵公的形象有了更深的认识。晋灵公很聪明，一看到士季，已经知道其来意了，所以他假装没看见，先是躲避，等躲无可躲之时，又抢先主动认错，以此来堵住士季的嘴。士季虽然不完全相信灵公的话，但也无法深谏了，只能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类的话来劝勉一番。这是繁笔。
用简笔写的是赵盾。作者只写了一句“宣子骤谏”，就是说赵盾多次上谏。至于赵盾是如何进谏的，灵公是不是又使出了假装没看见之类的伎俩，作者全都省略了，一切都留给读者去想象。赵盾是文中的主要人物，按理说，应当大书特书一番，但作者却以简笔入题，把大块的笔墨放到后面。繁则极繁，简则极简，让人佩服。
赵盾多次劝谏，晋灵公不仅不收敛，反而把赵盾视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场景中，三个武士依次出场。
第一个场景在赵盾家里，出场的武士是麑。麑奉灵公之命来刺杀赵盾，但当他看到“盛服将朝”的赵盾时，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矛盾──杀赵盾是不忠于国家，不杀赵盾是不守诺言，最后选择了自杀。麑的形象是非常有光彩的。他在《左传》中只出场了一次，不到一百字，却让人过目不忘。在后世的史书和小说戏曲中，常塑造出麑式的人物。比如《史记·晁错袁盎列传》中梁王派来刺杀袁盎的刺客，戏曲《铡美案》中的刺客韩琦，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简单解说一下。可能有同学会问，麑当时就死了，那他死前的内心独白又是从何得知的呢?其实，这是史书中一种常见的写法，可以叫做“悬揣”，就是“想当然”的意思。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遥体人情，悬想时势”，换句话说，就是“想当然耳”。这种“想当然”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情境、事情的结果和人物的性格进行的一种合理想象。这种情况在《左传》中还有很多，比如介子推母子的对话等等。因为它符合人物的性格，可以合理解释结果，所以读者非但不觉得失实，反而有历史“带入感”，感到可信。
第二个场景是晋灵公设宴，计划在酒席上刺杀赵盾。这次出场的是两个武士，提弥明和灵辄。这两个人物也各有其鲜明特色。提弥明勇猛善战，而且讲究策略；灵辄则是知恩图报，是非分明。提弥明在赵盾赴宴后知道了灵公的阴谋，他不是贸然出击，而是首先讲礼法：“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即小燕饮，臣侍君酒超过三杯就不合礼节了，以此作为让赵盾离开的理由，表现出机智的一面。晋灵公不仅没有理睬提弥明所讲的君臣之礼，反而唤猛犬去咬赵盾，这再次表现了灵公的“不君”。提弥明与猛犬和甲士们英勇搏斗，最终不敌身亡。此时，灵辄出场了。他是灵公的甲士，却反戈一击，救出了赵盾。当赵盾询问恩人的姓名时，他只说是“翳桑之饿人”。在灵辄此次出场前，作者运用了插叙的手法，补充交代了当年赵盾在首阳山救灵辄的一段往事。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翳桑”的具体含义。一般认为“翳桑”是地名，但也有人认为是指桑树阴凉处。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王引之曾作过分析。他从《左传》的文例入手，指出如果“翳桑”是指桑树阴凉处的话，按照《左传》的文例，当为“舍于翳桑下”；而像成公十五年“出舍于睢上”、成公十六年“舍于夫渠”、定公八年“舍于五父之衢”、哀公八年“舍于庚宗”等等，后面接着的均是地名，可见“翳桑”很可能是一个地名。还有一个小问题也需要说一下，就是既然灵辄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姓名，赵盾是如何得知灵辄姓名的。这个问题前人也有解释，灵辄是灵公的武士，赵盾事后自然不难知道他的姓名。
三个武士的形象都非常出彩。作者对每个人都只写了一两个片段，却让人过目不忘，就是因为作者抓住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
最后一段是故事的尾声，却是解释“赵盾弑其君”最重要的一段。赵盾脱身以后，只能逃亡。但是，还没等他逃出晋国国境，晋灵公就被赵穿杀死了，于是，赵盾又返回国都重新执掌朝政。按情理讲，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然而，按照《春秋》礼法，却使赵盾最终背上了“弑君”的罪名：第一，他逃亡，却没有逃出国境。按照当时的礼法，臣下逃离了国境，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就可以不承担效忠君主的责任了。第二，他回来后没有声讨赵穿。赵穿是赵盾的族人，晋灵公的女婿，他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按照礼法，赵穿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作为正卿，返回国都后应该立刻声讨赵穿，但是没有。根据《左传》的记载，赵盾回来后立公子黑臀为成公，并没有惩治赵穿。这样，“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成了赵盾的两大罪状，“赵盾弑其君”也就被写进了史册书中。
赵盾当然不承认自己“弑君”，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弑君”，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当然董狐也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法。孔子就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代也把敢于坚持原则、秉笔直书称做“董狐笔”。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就有“在晋董狐笔”一句，认为体现了天地正气。对于赵盾和他“弑君”的罪名，孔子评价：“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承认赵盾是国之良臣，对他寄予同情，却又认为他背负“弑君”的罪名是“为法受恶”，并不算冤枉。
以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作为一章的结束，是《左传》中常用的手法，通常是用“君子曰”来表明自己的褒贬。这个“君子曰”可能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或者是前人的观点，也可能是《左传》作者自己的看法。在这一章里，作者就借用孔子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为后世史书所继承，像《史记》就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也有“臣光曰”，等等。
《晋灵公不君》是《左传》中的著名篇章，剪裁得当，叙事流畅，人物形象饱满，性格鲜明。文章的最后，借孔子的话进行了评论，一切以礼法为标准，又揆之以人情，体现了《左传》尊礼重民的思想。这种叙事在前、议论收尾的写法对中国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问题研讨
1．谈谈你对“赵盾弑其君”的看法。
提示：礼是宗法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左传》中对很多事情都是用“礼”和“非礼”来评价的。比如：“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治兵于庙，礼也”；“丹桓宫之楹”，“刻其桷，皆非礼也”；“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在董狐和孔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记做“赵盾弑其君”是合乎礼法的。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质疑。认为所谓“春秋笔法”模糊了事实真相，给后世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赵盾既然没有杀灵公，为什么史书上要记“赵盾弑其君”?而所谓越境就可以免予责任的说法也是十分荒唐的。
可以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
2．从《左传》大量引用《诗经》看《诗经》在春秋时期内政外交中的作用。
提示：《左传》中大量引用《诗经》，这些诗，有些见于今本《诗经》，有些则是佚诗。课文中三处引用了《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中前两处分别出自《诗经·大雅·荡》和《诗经·大雅·烝民》，后一处是佚诗。我们以前学过的其他课文，比如《郑伯克段于鄢》中也引用了《诗经·大雅·既醉》中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种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这种引用，并不一定和原文意思完全相符，只要问答双方都能明白就可以了。比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六位大臣给晋国韩起饯行，每人赋《诗》一首。这六首诗均出自《郑风》，有《野有蔓草》《羔裘》等，都是断章取义，韩起也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一作答，又答赋《我将》。
孔子非常重视对《诗经》的学习，他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诗经》在当时内政外交上的重要作用。
可以结合《左传》中的具体例证和孔子的观点来谈谈这个问题。